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走來，孟京輝和他的戲劇一直在時代現場。一些人眼中的孟京輝大膽、反叛、天馬行空，而另一些人覺得他的劇賣得好，元素時髦，很“商業”。而他對自己的判斷是，自己的戲劇有一些觀看門檻，“又先鋒又不太先鋒”。他曾經非常憤怒，如今依然對很多事情有自己鮮明的判斷，只是在很多時候，他把自己的鋒芒都藏起來了。

《傷心咖啡館之歌》：告別的朋友

位于蜂巢劇場3層的孟京輝辦公室不過幾十平方米，與其說這是一間辦公室，不如說是一間畫室兼咖啡館，柜子上擺放著各種道具，書桌附近散落著幾本書，最上面的那本是余華最新出版的小說《文城》。這是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因為工作繁忙，孟京輝直到下午3點才開始坐下來吃午飯—— 一塊披薩和一杯咖啡。

他的形象多年未變，黑衣，依舊是微卷的半長頭發，眼神犀利。蜂巢劇場正在上演孟京輝的《他有一把左輪手槍和黑白相間的眼睛》，此后還緊密連接著《槍、謊言和玫瑰》《狐貍天使》等新老劇目。他的最新話劇《傷心咖啡館之歌》會在6月10日于阿那亞戲劇節首演，這部劇本來一直在北京排練，為了更好地適應戲劇節靠近大海的場地，劇組決定要前往當地進行排練，在那里，室外的光線甚至海風的吹拂，都會影響整個劇目的表達。

《傷心咖啡館之歌》改編自以書寫“孤獨”著稱的作家卡森·麥卡勒斯的經典小說，講述了三個“怪人”之間的情感糾葛，學者李銀河讀完這個故事后，曾對丈夫王小波形容“從來沒見過這么可怕，這么令人難受的東西”。但說起改編，孟京輝給出的理由是“覺得這個書名很好聽”。

2019年11月24日在寧波演出《茶館》時，孟京輝就開始閱讀這個故事，并把自己閱讀的時間軸一次次用漂亮的字體記在扉頁上——隨手記下靈感是他的一個習慣，正如他在10年后再版的《先鋒戲劇檔案》的最后一頁添加心情筆記時所做的那樣。到2021年5月11日《傷心咖啡館之歌》開始正式排練前，他已經把這個故事讀了6遍。

在這個閱讀過程中，孟京輝開始把這本書想象成一個好朋友。當徹底合上書本的那一刻，他給這本書起了一個名字叫“告別的朋友”。他去找麥卡勒斯的其他小說，甚至去從她的朋友海明威、田納西·威廉斯的作品中汲取靈感。此后他不再被原文束縛，余下的都是他自己的表達。“當你懷念一個好朋友的時候，懷念的都是他最美好的東西，在一起的時候不一定會珍惜，現在則會經常想一想他的音容笑貌——然后我們就可以開始做這個戲了。”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些天馬行空的想法的確是“孟京輝式”的。

而這一次，在音樂上他又和《戀愛的犀牛》《三個橘子的愛情》時的老搭檔、民謠歌手張瑋瑋合作了。但張瑋瑋最近一改以往的風格，開始沉迷于制作電子樂，這讓最近才聽到配樂半成品的孟京輝有點“蒙”——但音樂也是共同創作的一部分，于是孟京輝開始琢磨，讓演員用身體的律動去和音樂溝通交流。總之，在一部新排練的孟京輝話劇中，只要還沒有到最后一刻，一切都是未完成的狀態，都要等到最終的舞臺上才能最后揭曉。

狂飆突進的“先鋒”到商業成功

“先鋒”曾是孟京輝身上最大的標簽，從當年不顧校方反對在操場上排演話劇，到實驗話劇院時期的全然自我、全然反叛，再到因《戀愛的犀牛》一舉成為小劇場之王，一直到近年來解構和改編名著時遭遇的爭議，孟京輝覺得，自己的戲劇理念一直沒有變，但問題是時代對藝術作品的評點坐標系在不斷變遷。這或許才是當今觀眾眼中的“孟京輝話劇”既受歡迎又顯得有點難懂的原因。

1989年，從北京師范學院畢業后，受不了繼續當語文老師的孟京輝，考入戲劇學院導演系就讀研究生。受到20世紀80年代文學和美術思潮深刻影響的他，結結實實地在學校折騰了三年。1991年，孟京輝的畢業作品《等待戈多》在戲劇學院四樓小禮堂演出，由胡軍和郭濤主演，劇中有一個情節是胡軍要把窗戶玻璃打破，每次他們都真的打破一塊玻璃，第二天再裝一塊新的。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選擇，也是那個時代的特征，在孟京輝的回憶里，1991年某段時間的戲劇學院每天都像是在過節，十幾個戲劇狂熱分子用盡各種手段讓觀眾得到陶醉和震動。

畢業期臨近，本以為自己會留校當老師的孟京輝遲遲沒有等來消息，此時，實驗話劇院時任院長趙有亮同意讓孟京輝到話劇院工作。在這里，他可以繼續先前毫無顧忌的實驗，導演了《思凡》《愛情螞蟻》《我愛×××》等劇目，每個話劇都充斥著大量的癲狂、自我的氣質，以及大量實驗性質的舞臺設計。

20世紀90年代的孟京輝有多先鋒？后來主演《一個無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的陳建斌當時正上大學一年級，他看完1991年那部《等待戈多》之后的第一感受是：根本沒看懂。《我愛×××》的所有臺詞都是由“我愛×××”的句式構成的，由演員大聲念出時會造成震撼的效果。即便難以理解，戲劇學院的優等生們還是以參演孟京輝的話劇為榮。有研究者將此時的孟京輝戲劇歸類為荒誕派，認為他在那一時期的話劇創作是完全抒發自我，帶有純粹的批判性質的。正如同他在那段時期的一個典型的發言：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我和你有不一樣的權利。

轉折發生在幾年后，1997年到1998年在日本留學時，孟京輝開始感受到自己過去那種極端自我的戲劇需要和更多的觀眾對話。他在意大利作家達里奧·福的作品中找到了他所要的那種“人民戲劇”的感覺和交流的方法，而這一切成為他未來發生變化的基礎。1998年，孟京輝改編達里奧·福的話劇《一個無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將天津快板、電臺播報等形式融入，辛辣的語言、夸張的肢體和新穎的形式造成了強烈的戲劇反差，很多臺詞也直指社會現實，得到觀眾熱烈回響。

但直到此時，孟京輝的小劇場實驗話劇雖然收獲了一些受眾，卻仍然沒有獲得商業上的成功。1999年，孟京輝開始排演由自己的妻子、編劇廖一梅創作的《戀愛的犀牛》，劇中表達了一種幾乎偏執的理想主義愛情。劇組搭建起來了，投資人的臨時撤出卻讓他出現了20多萬元的資金缺口，他找大學同學借錢填補空白，甚至想出抵押房產的招數。一波三折之下，《戀愛的犀牛》首輪演出之后居然火爆異常，排隊買票的人站滿了中戲附近的北兵馬司胡同。最終，《戀愛的犀牛》票房超過50萬元，成為中國話劇史上第一部賣座的小劇場話劇。多年后回顧，孟京輝將這部話劇的成功部分歸功于廖一梅優美的文辭所造就的金句效應，許多人至今對“溫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念念不忘，這頭倔強的“犀牛”成為中國第一部賣座的小劇場話劇。

孟京輝曾對媒體說，《戀愛的犀牛》當然也是先鋒戲劇，只不過是一種控制下的作品。在小劇場話劇剛剛誕生的年代，人們經歷了文化上的斷層，并沒有哪些人是真正的話劇觀眾，當年的觀眾正是他們這些戲劇狂熱愛好者一手培養起來的，而這些人會自然而然地接受他們所提供的一切內容，會為他們的劇目買單。

而在判斷藝術作品的坐標系變得越來越復雜的今天，一切都沒有當年那么單純了。孟京輝分析了當下社會在評判藝術作品時可能出現的四種情況：第一是可能受到商業影響，第二是可能在權力語境下受到膚淺觀點的誘惑和滋擾，此外還有完全表達個人情感，以及完全表達藝術家扭曲變形的個人內心世界這兩種方式。

“現在的判斷標準是混亂的，藝術工作者要表現自己，還不能被‘拍死’；要有個人的獨特性，還不能被叫做機會主義分子。這跟以前不一樣，沒那么容易了。”孟京輝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一邊交流，一邊“較勁”

時過境遷，《戀愛的犀牛》從險些夭折變成了20年來北京的“文化地標”和青年男女的愛情圣經。而在外人眼中，孟京輝也有點變了。年輕時他的性情多少有點火爆，在排戲過程中，段奕宏、袁泉都領教過他的“毒舌”，但在與世界一次次的碰撞和交流中，合作的演員、觀眾都覺得他的脾氣越來越溫和。

逐漸溫和的外表之下，孟京輝的底色仍是當年那個“憤青”，他依然會堅持不放過任何一個挑釁觀眾的機會，2012年改編余華的作品《活著》時，孟京輝的瘋狂設想是在舞臺上弄一個泥坑，把主角福貴逐漸埋起來，余華則對此笑稱“只要不搞出人命就好”。

如今的孟京輝喜歡用“交流”這個詞，在他心中，交流不僅僅是和平的意見交換，也可以是吵架、較勁，這種交流如同舞臺上那些肆意狂放的情緒，最終雙方都會有所收獲。他經常會在話劇演出過后舉辦“演后談”，其中有的觀眾非常不客氣，甚至和他對吵起來。這種時候他一定會抓緊時間和觀眾聊兩句。“我愿意跟觀眾較勁。”他覺得兩人的交流就像兩股波浪，可能能達成共識，也有可能誰也說服不了誰。而他最重視的是其中的平等性，“我和他都拿著麥克風，連聲音（大小）上都是平等的。雖然最后不知道他影響你了還是你影響他了，但是這交流是重要的。”

他和廖一梅的兒子今年已經17歲，曾經到烏鎮戲劇節做過志愿者，但兒子對戲劇沒有太大興趣，孟京輝對孩子也沒有任何多余的要求。“他才不愿意搞戲劇呢，不愿意跟我在這兒添亂。”聊起如今家長常有的“雞娃行為”，孟京輝帶著北京人特有的幽默笑出聲。每次他看到諸如“4歲神童掌握了多少物理知識”之類的故事，就會忍不住想：“著什么急？我17歲的時候可沒想著怎么樣改變世界，都沒用。”

生活中的孟京輝依舊喜歡美術，到現在還保持著偶爾畫油畫和速寫的習慣。談到觀眾是否應該進步，是否應該自我教育，他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并順口舉出觀看古典派美術作品和現代派美術作品的例子，“你覺得達利和畢加索（的作品）怪嗎？憑什么到了話劇這里，抽象和不以故事為主的表達，你就覺得怪了呢？”他一直覺得戲劇需要進步，而觀眾也需要去了解更多的審美傳承，需要自我教育。

最近幾年，孟京輝執導了老舍創作的兒童劇《寶船》，在兒童劇中也大量運用先鋒元素，從不擔心孩子們會對此無法接受。他說，跟一個小孩相處最重要的是對他說真話，不要讓他們都瞧不起你。“別把小孩當傻子。”說這句話時，他語調溫柔，卻很堅定。